“走出去”的最好跳板、“引进来”的前沿阵地,上海有什么不一样的“撒手锏”

来源:澳门24小时手机版 日期:2020/11/30|点击:10


今天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国家发展成就的生动缩影,日益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魅力和风采。

回溯由小到大、由简朴到繁盛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精气神支撑这座城市迈向卓越?日新月异的背后,开放、创新、包容的品格何以始终鲜明?

经过一年时间的写作与修订,《上海城市品格读本》这部以理为经、以事为纬的力作正式问世,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知上海、爱上海、建上海提供了接地气的好教材。

在两次大变局中上海的表现都极不一般

上书房:您主持过《上海通史》《外语文献中的上海》《稀见上海史志资料汇编丛书》等大型项目,成果已然丰硕,这次为何还要主动请缨编写《上海城市品格读本》?

熊月之:我从事上海史研究多年,上海城市特点、城市精神、城市品格等问题长久萦绕脑际。以前写《上海通史》总论,承担城市精神研究课题时,也断断续续写过一些相关文章,但终觉不够完整、系统、深入。这次在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鼓励与资助下,总算有机会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城市品格进行一次认真的梳理和分析。

 “主动请缨”更源于时代的召唤。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为中国所面临的第二次历史大变局时代。

在第一次历史大变局时代,上海被动开放,由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成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先行地,工人阶级集中地,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的创新地。

在第二次大变局时代,上海被国家赋予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等重要任务和角色,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成为全球卓越城市的目标奋进。

上海在这两次大变局中,表现都极不一般。这两次不一般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同、相通之处?有没有什么值得总结与重视的历史联系?如果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从城市品格切入,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主动请缨”还源于对现实的反思。比如,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各个地方应对水平的差异很能突显城市品格问题。应对水平的差异,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决定,即领导指挥能力、医疗卫生系统防治能力和广大市民的响应配合能力。这三个方面都与城市品格有关。

从应对SARS到阻击新冠病毒,一以贯之的是依法防控、系统治理,预防为主、平战结合,统一指挥、联防联控,科技引领、精准施策,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科学、周密与细致。

时间再拉长一些,联系1949年以来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国家每遇大事、难事、要紧事,都会想到上海,都特别注意发挥上海的作用,上海也都能不负重托,做得非常好。

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化建设,支援内地建设,制造万吨水压机、人造卫星,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浦东开发开放,新世纪以来的上海世博会、自贸试验区以及三届进博会,等等。为什么会选中上海,为什么上海能够一直“拿高分”?背后都有城市品格在发挥作用。    

上书房:与其他国际一流大都市相比,上海在城市发展进程和角色呈现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熊月之:上海与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大城市相比,至少有三点不同:

首先,发展脉络不同。上海城市功能在100多年间发生多次变动,阶段性或曰跳跃性比较强,近代、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时代都有非常明显的特征。而纽约、伦敦等城市的变动,虽然也有阶段性,但并不那么截然分明,渐进性较强。

其次,城市在国家系统中的位置有明显差异。上海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国家赋能的特色相当突出。比如,上海在改革开放时代先是作为“后卫”,后来成为“前锋”“排头兵”“先行者”,包括从“四个中心”迈向“五个中心”建设,无不体现国家意图和战略,都是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中实施的。

再次,国际化程度有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与制度架构、历史传统、国际环境等众多因素密切相关。

城市品格自成系统“三纲九目”有其内在逻辑

上书房: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品格,如何归纳上海的城市品格?

熊月之: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有媒体推出了一个《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挑选17座城市,对其形象、特征、品格、魅力进行点评。

比如,最大气的城市北京,最繁华的城市上海,最男性化的城市大连,最精致的城市苏州,最古朴的城市西安,最悠闲的城市成都,最火爆的城市重庆,在中国城市美学史上引起广泛反响。

其所论未见得都能被有关城市认可,所归纳的关键词值得讨论的地方也不少,所选择的侧面也颇不一致。有的侧重于居民行为文化,有的着眼于城市历史文化,有的是行为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复合,但这些判断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情景交融型,都是对城市景观直觉与心理判断的统一,也就是社会心理学所说的“理性直觉”。

上海城市品格是自成系统的整体,“三纲九目”均有其内在逻辑。“三纲”即开放、创新、包容,这是三大主干;系于主干下面的具体内容有“九目”,包括系于开放的通畅无碍、多元竞争、自律法治,系于创新的崇尚科学、向善尚美、精进无疆,系于包容的尊重差异、守望相助、美人之美。


就通畅无碍、多元竞争、自律法治而言,没有人、物、信息的通畅无碍,就难以实现开放。开放必然多元,多元必有竞争,而竞争必然需要法治。

就崇尚科学、向善尚美、精进无疆而言,广义的科学是指符合客观存在的主观认知,是引导创新的灯塔;狭义的科学是指可以验证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知识,目标是求真,对应的是自然科学。向善尚美对应的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创新目标。崇尚科学与向善尚美合起来,就是追求真善美,这是人类创新的总目标。精进无疆则进一步强调创新永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就尊重差异、守望相助、美人之美而言,尊重差异是推己及人、人我平等的前提;守望相助是兼顾弱者、爱乡爱国的基础;美人之美是尊重差异的升华,是同情与共情的融合。

 “九目”之间也多有牵连。比如,法治不光保护竞争,也是实现包容的制度环境。

上书房:开放、创新、包容三个关键词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熊月之:开放,开启活力之源;创新,激发不竭动力;包容,厚植温暖情怀。

开放是创新的背景、创新的参照,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泉。从近代到当代,开放一直是上海最为鲜明也最为重要的品格。上海应开放而生,因开放而兴,因开放而盛。

创新目的是增加利益或知识总量,其本质是突破,突破旧的思维定式和常规戒律。创新的核心是“新”,或从无到有,即“0—1”的突破,质的变化;或由粗而精,即“1—2”的递进,是量的变化。

包容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母系统对子系统的涵容,如“市—区—街道”;另一个是子系统相互联系、并存,包括个人或群体对其他个人或群体存在的承认、尊重。包容有自发包容与自觉包容之别。承认他者存在的权利,各美其美,是自发包容;肯定他者存在的价值,美人之美,是自觉包容。

开放、创新、包容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三者关系恰如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其中,开放是斜边,最长。对上海来说,没有开放,创新、包容恐怕都将失去依托。

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坚持面向国际国内“两个扇面”

上书房:近代上海的开放更多是一种被动开放。此前,论城市规模、对外商业联系,上海在五口通商的城市中都叨陪末座,为何最后能“一口独盛”?其间,地方官绅与普通居民是如何应变的?

熊月之:回顾这段历史非常有趣,也值得深思。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对外通商的时间基本同时,前后相差至多一年。但是,宣布开埠与顺利通商是两回事。对于开埠通商、洋人入城,广州坚决反对;福州地方官员采取的方式是“软顶”,对英商入城居留的要求不予配合;还有的城市遍设关卡,挡住茶叶等商品通道,让人无商可经。这些行为,摸准了道光皇帝抵制通商的心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的契机。

上海开埠比较顺利,主要得益于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上海本地人没有排外传统,对外国人相对较为温和。上海自元代设县以后,对外一直比较开放。即使在明清两朝基本实行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上海的民间对外贸易也较为兴旺。上海人徐光启还曾作《海防迂说》一文,力主国家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认为于人于己均大有益处。

道光十二年,英商乘“阿美士德号”船来沪考察,提出与上海通商要求。上海地方官员虽然按照朝廷口径予以拒绝,但在英商离开前特地送了几篮水果和一大筐小麦,英商回赠了一箱甜酒。这一细节,让英商看到了在上海地区发展民间对外贸易的巨大潜力。

另一个原因是负责处理相关事务的上海道台宫慕久比较开明、通达、干练,也很廉洁。在通商口岸与外国人打交道,是前无古人的新问题。面对设立海关、开辟居留地、谈判租地章程等各类繁杂事务,宫慕久遇到一件处理一件,从容应付,不亢不卑。

在常人眼里,上海道台是个肥缺,整天与商人、金钱打交道,敛财机会很多。但是,宫慕久律己甚严、廉洁自守。他在公元1848年去世后,个人财富没有任何增加,“灵柩归里,行李萧然,只有书籍数箧,家产仍先人田舍”,体现出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美德,受到了外商的普遍尊敬。

上书房: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主动开放的?

熊月之:改革开放伊始,上海处于“后卫”位置。在这种态势下,我们一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一方面未雨绸缪,思考浦东开发等长远大计。

 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上海就抓住机会,精心谋划、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制定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宗旨。这个宗旨将“浦东—上海—中国—世界”紧密联系起来,显示出高远的世界眼光与博大的全局胸怀。此后,搭班子,做规划,筑路、造桥、盖楼、招商引资,循序渐进,渐入佳境。

浦东开发开放一直秉持开放、优质的原则,注重全球视野、顶级标准,是“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比如,上海曾广泛征求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包括建立“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制度,借用外脑,集思广益;陆家嘴金融区以及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大厦、上海中心大厦、世纪大道、世纪公园等,几乎所有地标的设计均广邀天下贤才参与,并在全球公开招标。

浦东开发开放一直坚持增强面向国际国内“两个扇面”的集聚和辐射能力。浦东开发的过程就是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经济带、服务全国的过程。浦东在开发之初,便批给兄弟省市和中央部委一些土地,让大家打下在浦东发展的基础。于是,裕安大厦(安徽)、江苏大厦、嘉兴大厦、齐鲁大厦和石油、化工、电信、煤炭等一批省部楼宇拔地而起。广受赞誉的金茂大厦便是当时由国家外经贸部牵头、多家央企出资兴建的,取自经贸的谐音。

既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也为红色文化增添亮色、底色

上书房:创新需要冒险,但冒险不等于蛮干。在这个问题上,上海人似乎把握得比较好。

熊月之:近代上海既有模仿创新,也有自主创新。

同治、光绪年间,上海便兴建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与机器织布局等现代企业,开始了模仿创新的实践。民国时期,上海民族资本家购买先进机器,聘请懂行技师,不断扩大生产能力,提升产品质量,积极探索自主创新路径。

举个例子。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餐桌上的味精都被日本“味之素”所占领。为了能让中国人吃上自己的味精,吴蕴初在对日本“味之素”进行化学分析后,研究出廉价成批生产的方法。1923年,他参与创办天厨味精厂,以半机器、半手工方式,生产佛手牌味精,物美价廉,销路日广,先后在美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际博览会上获奖,还获得英、美、法三国政府批准的出口专利保护权。

在此基础上,他还不断创新,对生产链的上端、下端持续延伸,创办了天厨、天原、天盛、天利四个轻重化学工业企业,一手打造出实力雄厚的天字号企业集团。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按照国家的需要,在国家战略急需的方面,积极发挥制度优势进行集群创新,如研制万吨水压机、世界首台双水内冷发电机,发展重型机器制造业及发展航天工业等。

同时,在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轻工业方面,对原有企业进行重组,通过梳理、改组、合并来扬长避短,集中力量进行技术革新,生产出了一大批质量卓越的产品。诸如永久牌自行车、凤凰牌自行车、英雄牌金笔、上海牌手表、海鸥牌照相机、美加净牙膏、大白兔奶糖等,在那个时代,代表了全国最优秀的水平,创新含量特别高。

上书房: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上海已成为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的国际大都会。对于这一生动实践,您为何将其归纳为“1+1+6+ 2+X”

熊月之:这是我反复思考后作出的概括。

第一个1,是指关于上海城市发展定位的创新,或者说是关于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的创新;第二个1,特指浦东开发开放。就物理空间而言,浦东是上海的一部分,但就发展战略意义而言,这个1又超出了第一个1。因为浦东新区实行的一些政策,比如自贸试验区的一些政策,是具有突破性、前瞻性、引领性的。

所谓6,是指五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与文化大都市。这是城市功能创新。

所谓2,是指土地批租与证券交易所。这是两大具有杠杆性、全局性意义的制度创新。土地批租不光与浦东开发直接有关,也与浦西城市改造、建设与更新相关。通过这两项创新,解决了盘活土地资源、将散落在民间的资金转变为发展资本的两大难题。

土地批租与证券交易所是涉及姓社姓资争论的敏感问题,也是对全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全面影响的重大课题。这两项创新率先在上海启动,然后逐渐推广到全国,历史价值特别厚重。

 X是指其他各种创新,包括各种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如举办文化艺术节等各种国际节(展),如各种科学技术创新。

上书房:上海的创新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或管理层面,是否也体现在思想理念层面?

熊月之:红色文化在上海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是一个典型案例。我在书中尝试用“闳、深、雄、奇”来表述这一文化创新。

闳,内容丰富,影响广阔。

深,思想深邃,影响深远。中共党史上许多重要的思想、理念是在上海酝酿、产生的,党史上许多具有重要意义、深远影响的事件是在上海发生的。

雄,英勇,雄壮。五卅运动,一声怒吼,全球震动;三次武装起义,英勇顽强,气冲牛斗。众多革命先烈视死如归,光耀千秋。突出雄的特点,也是为了纠正一般人对上海近代文化是柔弱文化的偏见,强调上海文化既有文雅婉约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奇,奇特,奇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利用近代上海政出多门、事权不一的特殊格局,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这种奇,不光在中国其他城市找不到第二个,在全世界其他城市中也很难找到类似的情况。

就城市创新品格而言,有的体现优美,如思虑深邃、巧妙周旋,有的体现壮美,如英勇抗敌、慷慨赴难,它们为上海红色文化增添了亮色、底色。

爱乡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进一步强化城市集聚辐射功能

上书房:近代上海是由不同移民构成的大型“陌生人社会”,这对上海城市品格具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熊月之:由高度异质人口组成的“陌生人社会”,对上海人的自立自强有着重要影响。

在近代上海这个地方,个人的品质、学养、能力至关重要,家庭背景变得不那么重要。很多成功人士,如徐润、郑观应、虞洽卿、朱葆三、叶澄衷、周祥生等,都没有显赫的家世,都是从学徒做起,靠自己的勤奋、好学,一步一步踏上成功之路。相反,有些家境富裕的年轻人,来到上海以后,由于不努力、不上进,好吃懒做,腐化堕落,将家业败光,亦非个别。

这种“陌生人社会”,对养成上海社会的包容品格直接有关。近代上海,每一个体或每一群体,如同乡、同业、同教等,相对于其他众多的个体或群体来说都是少数。这一社会结构决定了每一个体或群体对于其他个体或群体,必须采取承认、容忍、尊重的态度。

这种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容忍、尊重,对整个社会而言便是对多样性、差异性的承认、肯定与尊重,进而逐渐促成了尊重他人价值、不干涉他人自由的社会准则。这是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城市精神形成的重要社会原因。

上书房:在包容的基础上,上海人是不是也更自律、更守规矩、更讲法治?

熊月之:重视信誉、重视契约,是近代上海的重要传统。

当时,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有的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欺诈行为。但是,上海工商社会作为高度开放的系统,自身会产生规范与净化的机能。毕竟,信誉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个人的立身之本。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是否诚信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生存问题。由此,各大银行设有专门负责调查企业信誉的部门,以确保放款安全。

与此同时,各地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福建人经营的茶叶、木材大多来自福建,山东人经营的豆饼主要来自山东。

上海很多企业还有优先录用本乡人的传统。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荣氏兄弟创办的荣家企业,湖南籍的聂缉椝、聂云台父子主持的恒丰纱厂,安徽籍的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办的阜丰面粉厂,均普遍存在这类情况。这使得上海的市场犹如全国各地人共同开办的大超市,大家各守一摊、各营其业。结果是,上海成了“全国人的小家”,全国成为“上海人的大家”。

在此前提下,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与上海有关,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也就特别上心,爱乡情怀进一步升华为爱国主义。

历史上,上海人习惯于将全国之事视为己事,在赈灾活动和各种爱国运动中往往一马当先。上海这个城市有自己的公共空间、报纸、电台,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当其他地方发生事变后,上海起来响应,影响就会大得多。这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集聚、辐射与升华功能。

上书房:城市因包容而更显朝气、更有活力。在谱写人民城市建设新篇章的新征程中,上海应当怎样更好地汇聚人气、集聚人才、凝聚人心?

熊月之:一座宜业、宜居、宜学、宜游的城市,一座让人人有人生出彩机会、能有序参与治理、能享有高品质生活、能从细微处感受到温度、能拥有归属认同感的城市,必然是高度开放、利于创新、温馨包容的人民城市。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高度开放才能集聚各色人才,只有利于创新才能用好各色人才,只有温馨包容才能留住各色人才。简单总结,开放无边界,创新无止境,包容不捐细流。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夏斌202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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